学林轶事 清代八旗官马制度变迁

  

养马官学林轶事 清代八旗官马制度变迁

  清朝号称以“弓马骑射”得天下,因而统治者十分重视官方马匹制度的建设与管理。其目的既是为维护满洲骑射和尚武的传统,也希望保持一支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维持对于辽阔疆域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效统治。清代的官马被广泛应用于战争、交通、屯田、贸易以及礼仪庆典等方面,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提供皇室大阅、谒陵、行围、巡幸和八旗各营差操之用的八旗官马,是清代马政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反映了马政制度的变迁。

  满洲的前身女真人长期生活于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生产方式为狩猎和捕鱼,八旗制度就是努尔哈赤依据女真人外出狩猎的社会组织建立起来的一种军政制度。《清太祖实录》卷2载:“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禄厄真。”八旗内所有成年男子战时均须参加作战,平时则继续从事原职业,时人谓之“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官兵参战所需的装备,如马匹、铠甲、武器等均由个人自备。入关之前,后金(清)尚未建立成熟的马政制度,马匹基本是由官兵私人喂养,俗称“拴养”,个人完全负责马的饲养、训练、治疗以及补充等方面的花费。其中,最大的一项就是草料支出,一匹战马每月仅这一项就接近一个成年人的粮食花费,确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入关后,由于战争规模和统治疆域的不断扩大,用马量亦随之大大增加,为保证马匹供应,清廷开始着手建立一套制度化的马政管理体系。八旗官马制度就是为解决皇室礼仪庆典活动及行军演武的马匹之需而设立的。鉴于此前马匹仅依靠个人喂养的方式已难以满足需要,清廷开始利用国家财政的力量对八旗官马制度提供支持,建立了“出青”和“马乾银”(又称马干银)制。出青,即每年将部分京师的八旗官马在立夏前后赶赴口外察哈尔地区交于当地牧民放牧,霜降后赶回京城交于兵丁个人收槽喂养,时间约为半年,目的是利用当地优良的天然草场来减少京城八旗马匹的草料花费。其间,朝廷会另拨专款用于在沿途与口外期间马匹的喂养与监管,保证官马顺利完成出青。而在个人喂养的半年时间内,朝廷按每匹马每月三两的数额发给养马官兵马乾银,内领豆八斗、米四斗,折银八钱七分,实领银二两一钱三分。马乾银是朝廷对养马官兵的一种经济补贴,目的是促使其尽心喂养,以保证官马数量充足、膘肥体壮。

  清代,喂马所用的食材主要是黑豆,因而其价格的波动会直接影响到官马制度的稳定。清初,八旗官马多由个人拴养,黑豆的价格也较低,京城地区每石在七钱左右,三两马乾银除了支付每月养马的必要开支外,仍会有部分剩余,这部分马乾银自然就归养马官兵个人所有,成为其一种“隐性收入”,朝廷对此也予以默认。通常,每人所养官马不止一匹,每月仅从马乾银一项中就获利颇多,因而个人养马的积极性较高。从乾隆朝伊始,京城的黑豆价格持续不断上涨,长期维持在每石一两左右,这对以马乾银为基础的八旗官马制度产生了不小冲击。首先,由于旗内的逐渐分化,乾隆时期许多下层的八旗官兵生活本就十分艰难,而豆价持续上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贫苦兵丁养马的积极性,导致其挪用马乾补贴家用的现象层出不穷。其次,豆价上涨而马乾数额仍旧,则在无形之中减少了养马的隐性收入,部分官兵仍然希望从中谋利,遂起侵吞和克扣马乾之意,使得本就不敷的马乾更加捉襟见肘。官马因草料不足而疲乏瘦弱,不堪调用。

  乾隆二十八年(1763),针对拴养官兵四处分散居住,各员难以时常查验,以致平日空领马乾,遇事则马匹召集艰难的状况,都统舒赫德奏请各旗设立官圈,满洲每旗200匹,蒙古每旗100匹,每匹马按月领取米豆,在马乾银内扣除支给。希望通过各旗集中统一喂养降低养马成本,并派遣专员监督管理来杜绝侵吞克扣马乾之弊,减少豆价上涨的冲击。立圈之初,由于稽查严格,官马之弊得到一定程度遏制。乾隆三十九年,八旗再添圈马2400匹,总数达到4800匹。但由于没有解决豆价上涨与马乾数额固定之间的矛盾,官马数翻倍后导致稽查难度上升和监管的逐渐松弛,马匹缺额亏空的问题不久后再次出现,造成了圈马制度难以为继,不得不于乾隆五十九年裁撤。虽然嘉庆十二年(1807)朝廷再次恢复了圈养,但除了增加查验人员和查验频率外,其他方面皆照搬了乾隆旧制,并未做出针对性改革,圈马很快又走上了“日久生弊”的老路。各圈所养之马,膘分肥瘦不一,难以使用得力者居多。面对投入大量人力与财力仍“徒有其名”的圈马制,道光帝秉持“以归简易”的理念,将圈马全部裁撤,重新恢复了程序更为简便的拴养,后一直沿用。

  在各项皇室活动中,八旗官马使用量最多的当属“木兰秋狝”。入关之后,清廷非常重视保持满洲骑射尚武的传统,十分担心八旗官兵因耽于享乐而丧失勇武善战的性格。顺治时期,摄政王多尔衮就告诫不可因天下太平就荒废骑射,仍要勤于练习弓马。顺治亲政后,将北京南郊的南苑辟为皇家禁地,组织官兵赴此地行围讲武,希望以每年一次的“南苑行围”来维持满洲旧俗。康熙将其父的做法发扬光大,在口外蒙古地区设立了面积广阔的木兰围场,作为皇家行军演武的专用围场。自设立木兰围场之后,康熙几乎每年都举行行围。乾隆一朝也行围39次,每次调用的官马数量都在15000匹左右,规模十分浩大。除此之外,在康乾时期皇室的历次大阅、下江南和东巡盛京等活动中,八旗官马也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清制规定,每遇征调之时,朝廷会视扈从人员差使之多寡,分给各员八旗官马一二匹至四五匹不等。另会发给红单作为领马的凭证,上有官马的毛色、口齿、主人姓名、所属旗分等基本信息。使用期间,骑乘者要精心喂养与保护,待任务结束回京之时,须将原马交回原主。如有倒毙,则将马耳与马尾割下,上交验收后,再准许其折价交回。收马、交马之时,均派大臣前往督查,以防偷梁换柱、以次充好。延至嘉庆时,由于各级官员监管不严,部分官兵唯利是图,任意买卖红单,官马收交之制逐渐流于形式。《清仁宗圣训》卷74中记载,嘉庆朝行围之时,部分官兵“自揣差使可以无误,辄将余马任意变卖,赚钱花用,回京时将马价折交,”“以致市侩奸贩,三五成群,随营朋伙,设法购买红单,牟利分肥,弊端百出”。马贩购得红单之后,遴选好马,冒领售卖,以致官马数量日少,而良马尽归马贩。嘉庆十年,步军统领衙门查获两起私卖红单的案件,审理后得知,对于私卖红单,各旗官兵争相效仿,已经视为常事,日久弊深,难以消除。由于八旗官马制度弊端丛生,使得嘉庆一朝的行围日益艰难。以“守成”标榜的嘉庆虽对于木兰行围这项祖制仍然十分重视,克服了诸多困难行围11次,但规模已不可与康乾时期同日而语。

  至道光时,清朝入关已近200年,即使朝廷一再告诫八旗官兵要保持骑射旧俗,但仍然阻挡不了满洲尚武传统的丧失。道光四年(1824),朝廷颁布了暂缓木兰行围的谕令,之后虽然多次重提行围之事,但终道光一朝并未真正实行过。此后,清朝面临内忧外患,时局更加动荡,不仅延续上百年之久的“木兰秋狝”制度被废止,皇室其他的出巡与演武活动也日益减少。道光二十三年,为了压缩马政经费以充补兵饷,清廷将八旗官马的数量裁减了一半,仅留4000余匹。八旗官马除了满足日常差操之外,已难以发挥其他作用,八旗官马制度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